《上流寄生族》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曉龍

探討資本主義社會內貧富懸殊問題的電影多不勝數，如自己身處的社會有此問題，觀賞電影時當然容易產生共鳴，即使南韓電影《上流寄生族》反映本土的問題，外地觀眾看此影片時仍然會感同身受，這就是國際影片必備的條件。《上》內朴氏家族成員居住的豪宅像香港郊區的別墅，居所面積過萬呎，有兩層，亦有地下室，裝修擺設豪華，更有無敵的自然景觀，比西貢區的別墅有過之而無不及；金氏家族成員居住的木屋仿如香港的劏房，居所面積不超過二百呎，只有一層，裝修擺設簡陋，屬於密閉的空間，與深水埗區貧困戶的惡劣居住環境相距不遠。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南韓的社會流動性甚低，低下階層要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分子，這實在談何容易！

例如：影片內金基宇(崔宇植飾)需要第四度應考大學入學試，是考試制度的失敗者，欲透過教育向上流，改變自己植根於原生家庭的身分和地位，其貧窮的家庭背景確實成為他人生中的一大障礙，影片末段金氏一家人經歷了種種人性的考驗而自食其果後，他矢志要靠著自己的努力買回朴氏家族以往租住的豪宅，但此居所因一宗凶殺案而使其售價大跌，才使他萌生買豪宅的念頭，這已證明從低下階層攀登至上流社會並非一件輕易的事，因為從正途改變自己身分地位的機會太少，且上流社會的自我保護意識太強，遑論會讓低下層民眾從「醜小鴨」變為「美天鵝」。因此，社會上貧富兩極化的現象根本就是上流社會人士扼殺下層民眾向上流的機會的惡果。

表面上，影片內朴社長(李善均飾)和太太(曹如晶飾)都是好好先生，對管家和司機都十分客氣，實際上，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都很強，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地把一些對自己/家族不利的元素排除在外；當他發覺年青司機的私生活可能有一些不檢點之處，怕會破壞自身家族的良好聲譽，便會毫不留情地解僱這位司機，當她發覺工作多年的管家可能有具傳染性的惡疾時，怕會影響自身家族成員的健康，竟毫不念舊地解僱這位管家。金基宇與妹妹(朴素淡飾)分別抓緊他們性格上的陰暗面，讓自己的父母進入朴家工作，使朴社長和太太不自覺地走進此深思熟慮的圈套，繼而進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因此，雖然他們願意為低下層提供工作機會，但當其行為影響自身利益時，便會斬草除根地「殲滅」這群員工，並不留情面地扼殺其向上流的機會。

《上》的導演兼編劇奉俊昊聚焦本土，放眼世界，即使影片的故事在南韓社會內發生，仍然可「放諸四海皆準」，因為貧富懸殊本來就是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社會共有的問題，影片對兩個與別不同的家庭的生活環境的呈現，正好諷刺政府很多時候只維護上流社會人士的利益而忽略了低下階層面對的困境。自從商人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後，處處維護大商家的利益，使當地的貧富懸殊問題日趨嚴重，美國觀眾觀賞《上》時深有同感，令其在當地的票房節節上升，而此影片深得美國奧斯卡金像獎評審的青睞，連奪最佳國際影片及最佳影片等大獎，繼而被特朗普痛罵此影片不應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皆證明《上》切實地反映貧富懸殊問題使人性失常的禍害，除了讓國際社會的民眾對此問題深惡痛絕而產生強烈的投入外，還刺中了政客維護自身利益而犧牲普羅大眾的「傷口」，使其奮力地對此影片作出重重的「還擊」。

《籠子裡的野獸》

 人為財死的困局             曉龍

數個獨立的故事環環相扣，主角不是「人」，而是錢！本來資本主義社會內人們因貪念而取走大量金錢，是一個老掉大牙的故事，偏偏導演金容勳以人性的陰暗面為主題，以不同身分的角色為錢而捲入凶殺案的遭遇，述說金錢的可怕。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當人處於社會的中下層，源於謀生的需要和貪圖奢侈生活的慾望，當然視錢為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為了達致不勞而獲的最終目標，自然會表露人性醜陋的一面，《籠子裡的野獸》內妍希（全度妍飾）隨意殺人而臉不改容，欠缺人性，像野獸多於人，或許她已找不到比金錢更加重要的事物，認為個人利益最重要，遂決定置身旁對自己有威脅的人於死地；真正的貪念，不在於用暴力搶奪別人擁有的東西，亦不在於運用各種陰謀肆意地把不屬於自己的財物據為己有，而在於不擇手段地讓自己從低層攀升至上流階層，其牽涉的身分、權力與地位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滿足感。《籠》的創作人深入地詮釋「金錢是萬惡之根源」的道理，其反映的醜惡人性，與《上流寄生族》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外，正如《籠》的片名所言，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籠子，此籠子無色無形，自行製造，這其實是自我設定的框框，當此籠子因外在的遭遇和環境而變得越來越小時，人類便會像野獸一樣，無時無刻欲衝破籠子，走進外面的世界。不過，有些人長時間滿足於自己的籠子的狹小空間，還安慰自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甘心讓自己遵循籠子內單一的價值觀，讓自己自然地轉化為一頭「野獸」。這就像欠債而家庭破碎的美蘭（申賢彬飾），被丈夫暴力對待，一心想取得大量金錢以逃離他的魔掌，以為可依靠來自中國的非法入境者進太(鄭家藍飾），殊不知進太闖禍，她為了補救而變得越來越不擇手段，最後「自取滅亡」。所謂「野獸」，其實並非與生俱來的人，而是人於外在複雜環境與內在單一價值的混雜下，變得失去常性，唯我獨尊；人性本善，人自出生以後本就循著善良的方向發展，但在迫不得已下，其陰暗面越來越大，原來美麗的善意被遮掩，直至凶殘的惡念支配著整個人，其行事為人變得欠缺人性，才變成一頭真正的野獸。

由此可見，與其說《籠》內被金錢串連在一起的八個角色是「野獸」，不如說他們是走歪了路的惡人。表面上，他們循規蹈矩，生活如常，與平凡人沒有很大的差異；實際上，他們深謀遠慮，欲脫離現時奔波工作的艱苦生活，希望能一蹴而就地成為社會上的成功人士。南韓電影的創作人對社會底層人士的生活有濃厚的興趣，不介意向國際社會披露自身國家的陰暗面，亦不會因面子問題而遮掩醜陋的社會面貌，並大方地公開屬於本國的社會問題，讓本地及國外的觀眾認識和了解社會流動性偏低所造成的各種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醜陋現象，或許創作人不擔心這樣做會損害國家的既有形象，因為任何一個發達的現代化城市都會有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不論紐約、倫敦、巴黎還是首爾，都會有常見的犯罪仇殺的問題，反而只把該城市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而完全抹煞其陰暗面，國外的觀眾才會覺得奇怪，並認為自己被騙。因此，《籠》的出現，正突顯南韓創作人享有創作自由的可貴。

《生命之光》

 恐懼比疫症更可怕？      曉龍

加西艾佛力自編自導自演的《生命之光》在全球新冠肺炎肆虐下上映，確實應景，因為影片內疫症已殺死了全世界大部分女性，男性害怕她們把病毒傳染給自己，竟對她們趕盡殺絕，導致爸爸(加西艾佛力飾)需要把十一歲的女兒小布(安娜尼奧斯基飾)打扮為男性，藉此掩人耳目，逃過被「獵人」殺死的一劫。這段情節證明人類是自私的動物，為了自身能繼續生存，竟冒著人類絕種的危險，都要殲滅她們，以求保護自己。爸爸與女兒像遊牧民族一樣四處遷移，寧願在荒地搭建帳幕，都不願意找一安定的居所，因為他擔心她被殺，為了她的安全著想，竟甘願遠離其他男性，而非為了躲避疫症。因此，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疫症廣泛地殺人的殘酷現實，而是男性因恐懼而四處殺人；事實上，恐懼是否比疫症更加可怕？從《生》的內容來看，他的妻子因染上疫症而慢慢死去，算是死於自然，但男性對女性進行的瘋狂大屠殺，卻是人禍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很多時候，人類未被疫症徹底殲滅之前，其實早已被自己的恐懼徹底「打敗」。

另一方面，《生》體現了父愛的偉大。影片內爸爸視女兒為自己的心肝寶貝，她因需要掩飾身分而被迫四處逃亡，欠缺接受教育的機會，他在同一時間內擔任她的老師，除了向她傳授荒山野嶺內謀生的技巧，還教導她基本的生活技能及道德倫理知識，讓她得以在他不在自己身邊時仍能獨立地生活。雖然他難以被稱為最佳父親，但最低限度他十分稱職，能盡自己所能照顧她，即使她有時候任性地不顧及自身安全而穿上女性衣服，他仍會在斥責她之餘處處忍讓，並不曾放棄她，遑論會離開她。因此，他是一個有理智的人，不像其他「獵人」，會盲目地殺死所有女性，當她問他“moral”與 “ ethics”的分別時，他能清晰準確地回應她，這證明他在緊急危難之際依舊堅守固有的道德原則，所謂「眾人皆醉我獨醒」，他明顯是最清醒的一位。「大難臨頭各自飛」，他大可離她而去，但他對她的愛在她的生命遭受威脅時更見深厚，或許父親給予的愛有無私捨己的特點，他為了保護她，願意無時無刻陪伴她，不惜放棄自己正常的生活，甚至罔顧自己的安危，可能這就是父愛最偉大之處。

不過，《生》的說教意味甚重，爸爸對女兒滔滔不絕的訓勉，雖然有深層次的內容，但難免有只以對白說故事的弊病；需知道電影必須以影像說故事，即使大量對白能清晰表達創作人的所思所想，仍然無可避免地削弱影片的電影感，當觀眾細心地「咀嚼」對白的深層意義時，可能已無暇注意銀幕上出現的畫面，這使影片像廣播劇多於一齣真正的電影。由此可見，加西艾佛力靠自己主導了整部影片，卻忘記了如何在編與導兩方面取得適度的平衡，在劇本對白過多的情況下，忘記了如何增加相關鏡頭的數量，以取代較虛無縹緲的言語，或許影像符號有時候能代替抽象的對白，他在畫面設計方面明顯未能從此角度思考，導致其以對白說教的內容太多，即使他擔演爸爸的角色時稱職地說出這些冗長的對白，仍然難以補救其使觀眾感到納悶的弊病，對從小至大受各種各樣影像「洗禮」的年輕觀眾來說，在傳送影片中心思想的效果方面，他深情的演出更是於事無補；他們可能因無法「吸收」這些對白而無心裝載這些思想，白白浪費了他的一番苦心。

《逆權選美》

女權運動的濫觴        曉龍

選美運動是否歧視女性實屬眾說紛紜。從女性主義者的角度來看，選美的過程展現女性的樣貌和身材，使她們成為男性的觀賞對象，被他們評頭品足，當然有歧視女性之嫌；但參選者及部分局外人卻認為選美比賽內美貌與智慧並重，能在公眾場合裡表現自己的才華，且亦可藉此取得踏進娛樂圈的「入場券」，是發展個人事業的黃金機會。《逆權選美》講述1970年的世界小姐選舉，當時大部分人的思想皆被父權主義操控，樂於被動地遵循權威，以致選美被視為社會盛事，反對的聲音很小，偏偏當時有一個新組成的女權組織突然興起，認為選美運動貶低女性，應該取消，但選美背後涉及眾多商戶的商業利益，他們當然不會因其反對而罷休，反而為了選美替自身帶來的金錢、權力和地位，而與該組織裡的成員抗衡到底。

觀眾不可以視《逆》為簡單的歷史電影，應視其為複雜的社會影片，別以為創作人旨在呈現此久違了的歷史事件，但其實該組織在電視台現場直播的選美活動內表達自己的訴求，其造成的一剎那轟動性的影響，使當時的社會氛圍產生劃時代的變化，不單傳統的父權制度備受挑戰，女性地位得以提升，長年被貶抑的黑人女性亦獲得吐氣揚眉的機會，來自西印度群島島國格林納達的Jennifer Hosten（古古安芭塔羅飾）成功擊敗熱門的瑞典小姐，成為首位獲得世界小姐殊榮的黑人女性，這便是最佳的證明。因此，身為弱勢社群內重要一員的黑人女性被歧視及不平等對待的問題獲得社會大眾的關注，該組織成員包括Sally Alexander（姬拉麗莉飾）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實屬功不可沒。

雖然Sally Alexander不認同女權組織內其他成員離經叛道的表達訴求的方法，但她沒有因而放棄與她們進行密切的溝通，反而尋找一個不破壞該組織的公眾形象卻又能達致預期效果的方法，讓普羅大眾得悉她們成立該組織的目的，籌辦各種活動的宗旨，以及其最終的期望，藉此獲得公眾的了解及爭取她們的支持。本來該組織的年輕成員不太成熟，以為表達訴求的手法越激進，使媒體報導的文章較多，便能獲得更多普羅大眾的支持，殊不知凡事宜適可而止，Sally認為表達訴求時不可做得太盡，凡事留一線；否則，組織成員只會被視為擾亂社會安寧的滋事分子，不單不會獲得大眾的支持，還會使他們對該組織反感，最後得不償失。因此，Sally可被視為激進組織內的溫和派，協調組織成員籌辦各種活動，讓她們不被社會大眾標籤為叛亂分子，遂獲得機會進入選美比賽場地，以求在電視機面前表達自己的訴求；故看準時機而伺機出發，是明智的組織領導人必備的條件，Sally明顯是此範疇內的絕佳人才。

由此可見，我們應以史為鑑，銘記「凡事太盡，壽命勢必早盡」的道理，不論爭取任何權益，理應「見好便收」；倘若過於激進，觸動了當權者的神經，便會被強烈打壓，本來具代表性的社會組織便會立即崩潰，如欲捲土重來，實在談何容易。因此，像Sally一樣的叛逆分子，懂得計算，亦知分寸，擅長以最低的成本爭取最多的關注，或許當權者最害怕的不是以她為首的叛逆分子，而是支持她們的普羅大眾；故社會組織的成員如何爭取更多大眾的支持，怎樣依靠他們撼動傳統的父權制度，令當權者被迫妥協讓步，這其實至關重要。